原 载 |《文史哲》1982年第5期 ，第3-11页，第28页
原 题 | 史林述学——《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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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〇年夏，吴泽同志自沪来京，约我编选一本史学论文集，列入他主编的《中国当代史学家丛书》。这使我既感荣幸，又觉汗颜。作为史学队伍中的一个老兵，只得从命，故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的同志们编辑出版了这本史学论文选集，把它奉献给读者。
我从事史学研究虽已五十年，但我是在经过一段曲折道路之后才跨入史学门槛的。这里，我想先讲点个人经历和思想变化。
我出生于清朝末年山西平遥的一个封建家庭，自幼受旧学教育，读过四书五经以及《资治通鉴》一类书籍。那时读书只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完全想不到这些古董对我后来研究历史的用处。
五四时代，我在中学读书，由于受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我不再相信“书云”“子曰”这些封建时代的旧教条，而是拥护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潮，投身于爱国学生运动。
一九二三年，我从山西河汾中学毕业后，同时考入北京法政大学法律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由于强烈的求知欲望的驱使，我除在法大、师大听课外，课余时间大都钻在图书馆里，广泛涉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新书，渴望得到更多的新知识，以填补自己头脑中的空虚。当时，我对哲学兴趣最浓，而对所读史学专业，并未看作自己未来的事业。
一九二四年，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从此，我接触到一些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后来经过同乡朋友高君宇同志的介绍，我有幸认识了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在大钊同志的教育和鼓励下，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那时的马列著作中译本实在太少了，为了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我离开北京去哈尔滨，等待赴法求学的机会。
一九二七年，我到达法国，在巴黎大学听课。翌年，即开始试译马克思《资本论》的工作。我在法国三年期间，除了做党的工作以外，主要精力放在翻译《资本论》方面。我的水平和能力，不可能在两年内译完这部科学巨著。然而，这件工作却帮助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确立了我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对我后来从事史学研究起了重大指导作用。
一九三〇年，我离开巴黎取道莫斯科回国。不久，读到郭沫若同志的新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古史研究中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我当即写信给他，对他的贡献表示钦敬。郭老的这一著作以及当时正在开展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刺激了我对研究中国历史的兴趣。只因这时我正和王思华同志合译并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尚无暇作专题研究。然而，对于研究古史的方向，我是确定下来了。
一九三二年，我在北平大学教书，因宣传抗日救国，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许德珩、马哲民同志一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即所谓“许、侯、马事件”）。次年，经营救被“假释出狱”。牢狱生活，折磨得我身体很坏，医生劝我中止翻译工作，换换脑筋，于是我开始写古史研究的文章。这本集子所收入的《社会史导论》，就是我在一九三三年出狱后写成的。一九三四年，出版了我的《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一书，从此，开始了史学研究的行程。但在抗日战争以前，我仍然集中精力翻译《资本论》第二、三卷，间或写些经济学和史学论文。
七七事变以后，我从山西辗转到达重庆，担任《中苏文化》主编。抗战初期，我全力以赴宣传抗日，历史研究工作做得很少。皖南事变发生后，重庆的政治形势异常险恶，党组织决定把大批进步文化人转移香港，我因主编《中苏文化》而被留下。
杂志《中苏文化》
抗战胜利以后，我从重庆来到南京。一九四六年春，生活书店决定出版《新中国大学丛书》，约我撰稿。我和杜国庠、赵纪彬、陈家康同志商定，共同撰著一部系统论述从先秦到现代的中国思想通史。这年秋天，我到达上海，与杜老、纪彬三人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家康同志因忙于停战谈判工作，兼顾不上，未能参加写作）。自第二卷开始，邱汉生同志参加进来了。当时国民党已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我在上海无法立足，于一九四七年秋离沪去香港。纪彬同志亦被东吴大学解聘而出走青岛。我们四人虽然天各一方，仍按原定分工完成了该书第二、三卷的编写工作。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邱汉生同志按照杜国庠同志的嘱咐，把集中起来的稿件妥善地保存下来了，因而得以在解放初期很快出版和读者见面。
一九四八年秋，我和郭沫若同志等自香港浮海赴东北解放区。一九四九年回到解放了的北平。建国以后，先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旋调任西北大学做了几年教育行政工作。一九五四年，奉命回京，在郭老领导下参加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然后在历史所工作，直到现在。史学研究成了我的毕生事业。
1948，（左起）郭沫若、许广平、侯外庐合影
我的一些著作是在和师友以及学生们相互砥砺中写出的。我始终认为，学术研究应当由志同道合者分工合作去进行，这既能节省时间，又能保证质量。五十年代中期，我和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白寿彝、杨荣国、杨向奎以及中国思想史研究室杨超、李学勤、张岂之、林英、何兆武诸位青年同志（即“诸青”）合作，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撰写工作。在此期间，我还主持修订出版了该书第一、二、三卷，并将我写的《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上册修订成为该书的第五卷。至此完成了五卷六册本的《中国思想通史》。六十年代初，我利用养病的时间，翻阅了元明时代的戏曲资料，写成了《论汤显祖剧作四种》，试图从文艺宝库中去开拓研究思想史的新领域。但在十年浩劫中，我因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学术研究工作权利亦被剥夺。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恢复了工作，在思想史究室的同志们的协助下，研究工作又有一些新的进展。一九七八年出版了《中国近代哲学史》（这里顺便说一下，这本书在将来经过修订之后，改名《中国近代思想史》，编为《中国思想通史》第六卷）。我的《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一书于一九七九年出版。前年和去年先后出版了我主编的《中国思想史纲》（上下册）。人民出版社还重印了《中国思想通史》。目前，我和邱汉生、张岂之同志共同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工作正在进行。在史学十年规划中，我已提出再撰写一部《中国思想通史补编》。如果健康条件允许，我还计划编著一本从“五四”至建国前夕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作为《中国思想通史》的最后一卷。
下面，再扼要谈谈我的研究原则和方法。
总的说来，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说明历史上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我五十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而在具体研究中，我注重以下几点：
一、社会史研究，先从经济学入手。恩格斯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又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因此，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的历史科学不能不从研究经济学开始。我在《社会史导论》（这是我最早研究历史理论和方法论的论文）中说了这样的话：“在经济学和历史学中，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构成，是一个先决的问题，没有在此方面做确定的认识，就要犯错误的。”这里所说的“社会发展的一般构成”，即指社会经济形态。我认为，研究历史，首先要知道生产方式，根据生产方式来区别某一社会的经济构成，因为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性质。反之，如果不应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特定历史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就难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判明这一时代的社会性质，揭示历史的规律性。历史研究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科学依据。我对于中国历史——无论是古代的奴隶制社会和中古的封建制社会——的研究，都是从“生产方式”这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开始的。当然，广义的经济学本身便是经济范畴的历史科学，但它又不能代替整个历史科学。历史科学的对象不仅包括具体的经济史，而且包括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等更加广泛的领域。
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首先弄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在五十年前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是当时热烈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我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曾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和精力来探讨这个问题，细心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国的古文献，经过认真思考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认为，“古代”（指奴隶制）社会是有不同路径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所谓“古典的古代”“亚细亚的古代”，都是指奴隶社会。两者的序列并不一定是亚细亚在前面，有时两者平列，是作为不同种类看待的。我用家族（氏族）、私有制、国家三个标志来说明形成古代文明的不同路径：“古典的古代”（如希腊）是由家族而私有财产而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亚细亚的古代”（如中国）则是由家族而国家，国家混合于家族而保留着家族。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旧的，即扫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度的革命的路径；后者则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新的，即保留氏族制度的维新的路径。前者便是马克思所说的“正常发育”的文明“小孩”；后者是“早熟”的文明“小孩”。在中国古代，文明的“早熟”与国民思想的晚出、宗法制度的建立与人们对伦理道德的偏重，都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这一特殊路径的具体表现。
三、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强调以法典化作为确定历史分期的标志。因为从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法典来研究土地所有权及其相应的地租形态，研究不同地租形态的转变过程、途径和为法律所固定了的型范，就能比较确切地反映整个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封建制因素是在古代社会的解体过程中逐渐生长起来的。从李悝、吴起、商鞅的变法改革算起，新的经济因素的成长大约经历了二百多年的时间。但是，确认古代社会经济构成之被封建制社会经济构成所代替，则是以封建制的法典化为标志的。我断定中国封建制社会形成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汉承秦制”。经过汉初一系列的法制形式，到了汉武帝的“法度”，封建制度才完整地建立起来。以后，唐朝的“两税法”，标志着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明朝的《一条鞭》法，则是封建制社会趋向晚期的标志。
四、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私有权的缺乏”，“可以作为了解‘全东方’世界的关键”的理论，分析中国自秦汉以来封建社会皇权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封建的中央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地主阶级对土地只有“占有权”，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封建的品级结构和特权制度是与倒行逆施的土地权力紧密结合一起的。封建思想之定于一尊，封建礼教之渗透于整个社会生活而成为束缚人民的绳索，其终极根源均在于专制帝王的土地所有权，即封建土地国有化形式。
五、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我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着重于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应该指出，哲学史不能代替思想史，但是思想史也并非是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的简单总和，而是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的规律，所以我的研究既注意每种思想学说的“横通”（即它与社会历史时代的联系），又注意它的“纵通”（思想源流的演变）；既注意思潮，也注意代表人物。
在研究顺序上，我并没有按照历史的顺序，而是研究先秦思想和近世思想（即十七世纪以后的早期思想和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近代启蒙思想），再研究从两汉至宋明的思想，即先两头后中间的顺序。这样的研究顺序，自然不无缺陷，但由于我起先研究了中国历史上发生思想剧变的时代，又为我后来研究封建社会的思想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在研究方法上，我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做过一些摸索，如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中曾概括提出如下问题：
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潮的发展，关系何在？人类的新旧范畴与思想的具体变革，结合何存？人类思想自身的过程与一时代学说的个别形成，环链何系？学派同化与学派批判相反相成，其间吸收排斥，脉络何分？学说理想与思想术语，表面恒常掩蔽着内容，其间主观客观，背向何定？方法论犹剪尺，世界观犹灯塔，现实的裁成与远景的仰慕恒常相为矛盾，其间何者从属而何者主导，何以为断？
上述思想史方法论问题的提出，也包含着我在研究过程中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下面，拟再谈些自已的看法。
（1）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思想是存在的反映。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因此，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潮的发展是相一致的。例如，西周的官学，春秋时代的搢绅之学，战国时代的诸子并鸣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以及近代的各种社会思潮，都是和中国历史自身的演进相联系的。因此，我的具体方法是，在研究社会史的基础上，注重对社会思潮作比较全面的考察，力图把握社会思潮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点，进而研究不同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特色和历史地位
（2）一般说来，思想史（包括哲学史）上范畴、概念的新旧交替，反映了人类思想本身变革的过程，亦即反映了人类认识活动不断深化的过程。但是，正象历史向前发展中总会出现曲折反复一样，人类认识的长河也不会是直线前进的。因此，在思想史上并非所有新的范畴、概念都是趋近客观真理的思想变革，有的甚至还可能是它的反面。例如，战国时代以荀子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天道观，无疑是对殷周以来的神学天命观的一次深刻变革，然而，汉代“神人大巫”董仲舒的天谴论则是对先秦唯物主义天道观的反动。此外，还必须注意，即便是同一个范畴或概念，在不同时代，不同派别，特别是政治上和哲学上的不同派别的思想家头脑中，是有不同思想内容的。例如，古代的“民主”与近代的“民主”观念；韩非唯物主义哲学中的“理”与朱熹唯心主义哲学中的“理”，都有根本的不同。由上可见，考察人类新旧范畴更替与思想具体变革的结合，关键在于依据不同历史条件，具体分析各种范畴在不同思想家的头脑中所反映的实际内容。
（3）经济发展虽然对思想史的各个领域起着最终的支配作用，但是，由于思想意识的生产又属于社会分工的特殊部门，因而思想史本身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不但哲学领域是如此，思想史的其它领域也是如此。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形成，都不可能离开前人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应当说，思想的继承性是思想发展自身必不可少的一个环链。至于对前人思想遗产继承什么和怎样继承，则是由思想家所处的时代条件、阶级地位及其思想性格、学术渊源等诸种因素决定的。当然，继承并不意味着对前人思想的简单重复，而是包含着不同程度的甚至是不同性质的改造。历史上有建树的思想家总是在大量吸取并改造前人思想资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思想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思想的继承性表现得特别明显。儒家的经学所以能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和它通过笺注形式的继承关系而不断扩大其自身的积累是分不开的。
（4）思想史上各种学派的产生及其融合和批判吸收和排斥的复杂过程，一方面展现出人类思想在其自身矛盾运动中的丰富多样性，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一定历史时代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思潮的某些特点。因此，研究思想史不能不研究学派。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不同学派的形成过程及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凭藉，进而了解它们在思想内容、观点、方法乃至风格方面的不同特点，而且更加需要深入了解不同学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于那些彼此对立的学派尤其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分清其脉络。相互对立的学派可以反映出双方政治上的对立，而且这种对立有时带有阶级对立的性质；也可能并不反映政治上的对立，而只是同一思想体系的某个环节上的差异（如宋明儒学中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区别就带有这种性质）；也可以反映出哲学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或者是唯心主义阵营内部客观唯心论与主观唯心论的对立；也可以反映出思想上的“正宗”与“异端”的对立；也可以反映出学术文化思想本身的不同形式和不同学风的对立
（如汉学与宋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对立）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相互对立的学派在各自批判对方的过程中，往往又或多或少地吸收对方的思想来丰富自己。有的对立学派经过长时期的相互批判和相互吸收，最后趋于融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从先秦时代开始的儒法斗争，至汉武帝时期形成为儒法合流。学派融合与学派批判相反相成，是思想史上带规律性的现象，恰好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5）思想家常常以自己的理想和言辞掩蔽着自己思想的真实内容，这是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思想家这种理想与现实、言辞与内容的矛盾，无论主观客观上都有其产生的原因。马克思曾经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因此，我认为在思想史研究中，必须把握具体历史条件，注意把一个阶级的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的理想和言辞同他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比如，中国思想史上的王道”理想和“仁政”学说，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派别的思想家那里，具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内容。统治阶级的著作家往往以思想的普遍性形式来掩蔽本阶级的狭隘利益，而代表被压迫阶级的进步思想家则往往借用对历史的回忆或是对未来的憧憬，表他们对于黑暗世界的抗议。
（6）世界观和方法论相联系。一般说来，二者是一致的，但有时也会出现矛盾。或者世界观是先进的，方法论是陈旧的；或者世界观是陈旧的，方法论是先进的。问题都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世界观是一种更高的即更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属于哲学的范畴。因此，我们要评断思想家的世界观，首先应以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依据，把哲学家依照他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前者承认自然界是世界的本原；后者断定精神是自然界的本原。只有坚持这样一种划分，才能在五光十色的人类认识史上清理出不同的哲学党派和不同的认识路线，而哲学史研究也才能成为科学。在这个问题上，同时也要防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条化和庸俗化如同不能简单地给每一种思想体系贴上某个经济范畴的标签一样，绝不能简单地给每一种哲学体系贴上“唯物论”或“唯心论”的标签。事实上，旧唯物论者在终点上仍是唯心论者，他在自然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观点一到社会领域没有不陷于唯心论的。另一方面，几乎没有一个唯心论者不在他的体系中漏一点唯物论的成分，百分之百的唯心论者是没有的。更何况还存在动摇于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的某些二元论者（当然，二元论最终是要跌入唯心论的）。因此，我们应当在全面考察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判断其哲学的基本倾向。
在哲学史上，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对立和统一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这种对立斗争都有一定时代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作为哲学中的两个基本派别，它们在相互对立和彼此排斥的过程中，又都不同程度地吸取并改造对方的思想资料。但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只能是唯物主义继承并发展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继承并发展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不可逾越的两个范畴。作为彼此对立的哲学党派，它们之间是不可能相互转化的。但作为哲学家个人来说，从唯心主义者逐步转变成唯物主义者，或者从唯物主义者逐渐转变成唯心主义者的情况是经常出现的。
一般说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能够引导人们的认识趋向客观真理，因而在思想史上起了进步作用，甚至可以成为某一时期社会政治变革的理论先导；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则妨碍了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在思想史上起了消极作用。但是，我们对于历史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也不能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而要阐明它们是怎样把人类认识过程中的某一个侧面加以片面地夸大，以至得出了和客观世界的真相不相符合的错误结论。在分析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阶级根源方面，更要具体细致，不能一概而论地说凡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都是反动阶级的世界观，因为思想家的阶级立场、政治观点同他们的哲学观点有时可能是不一致的。在思想史上就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某个时代有些政治上的先进人物在哲学上却采取了唯心主义的路线。
总之，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和发展，有着丰富的理论思维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应当科学地加以提炼和总结。
六、我的研究重在阐微决疑。所谓“阐微”，一是力图用科学的方法，从古文献中据发历史的隐秘。例如，《老子》“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章，前人大都把“当其无”的无义，解释为物理现象的空虚之义。我从经济学角度加以考察，章中所举车、器、室，显系人的劳动生产物。其中所谓“无”，并非物理的、自然的属性，而是社会属性。“无”当诂为“非有”，义指非私有。故“无之以为用”是指在非私有社会（原始公社）中劳动生产物只表现做使用对象物；“有之以为利”是指私有社会中劳动生产物变做“以为利”的商品了，出现了商品的价值观念。因此，我认为老子是中国古代社会商品概念的最早发现者，进而论证战国时代已经进入商品经济较为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又如，在研究《公羊春秋》的过程中，我阐述了《春秋繁露》中所谓“繁露”一词，正是董仲舒著述动机的奥秘所在。二是尽力发掘不被一般论著所重视的思想家，如吕才、刘知几、刘禹锡、柳宗元、王安石、黄震、邓牧、何心隐、吕坤、汤显祖、方以智等。对他们的思想，我都做了初步的探索。
所谓“决疑”，就是关心于解决历史的疑难。对于社会史和思想史上许多争论不休的难题，我都怀有浓厚的兴趣，把它作为自己特别关心的重点。例如：社会史研究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农民战争的纲领口号问题；思想史研究中关于老子思想的时代性问题、孔子的人类认识与墨子的国民自觉问题、先秦诸子思想所反映的各自的阶级性问题、明清之际诸子中的早期启蒙思想性质问题、近世今古文学之争问题等等，都是需要解决而又不易解决的学术上的疑难问题。我对上述历史疑难问题都作了解答。这些解答究竟有多少正确性，我是非常不安于心的。但它又是我在钻研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经过认真思考之后独自得出的，自信不是草率的漫然的自由其说。
在治学态度上，我赞赏古人提倡的学贵自得精神。科学是在不断探索中发展的。如果一个学者不敢言前人之所不言，为前人之所不为，因循守旧而无所作为，是不可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的。我之所以重在阐微决疑，目的在于使自己的研究工作有所创获。
七、实事求是，谨守考证辨伪方法。中国史料汗牛充栋，真伪相杂。无论研究社会史、思想史，要想得出科学论断，均须勤恳虚心地吸取前人考据学方面的成果，整理出确实可靠的史料。考据学本身算不上历史科学，但它却是历史科学不可缺少的专门学问。如果要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古代史，就必须钻一下牛角尖，在文字训诂、史料考证辨伪方面下一番功夫。要遵守前人的严谨的方法，不可随意采择史料。例如，如果拿《周礼》来论证周初的制度，如果拿《管子》来论述管仲思想，都会犯错误。此外，还要充分利用经过专家整理的出土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作为古史研究的必要论据。科学重证据，证据不足或不确，结局便会是闭门造车和主观臆度。而且古书文字有一定的时代含义，决不能拿现代语的同类字句相比附，否则，就会犯望文生义的错误。因为古人所用的词句在字面上尽管和现代的一样，可是实际意义有时却是相反的。今文家常犯的毛病就是“托古”“影古射今”。历史科学要求实事求是的研究，不能流入夸诞和虚构。
八、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金钥匙，但是我们不能只做金钥匙的鉴赏家，而应该拿它去打开古老中国的历史宝库。我曾试图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看作是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问题的理论在中国的引申和发展。而这项工作不是我个人所能做到的，但却心向往之。
五四以来史学界出现一种盲目仿效外国的形式主义学风，企图按照西方历史模式来改铸中国历史，搞所谓“全盘西化”，往往因此跌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坑。我对这种学风深不以为然，在四十年代我就说过：我们中国学人应当学会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学会使用新的方法来掘发自己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在这一方面，我是用了一些精力的。例如，对于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和古代思想发展的特征的论述，对于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封建正宗思想的优良传统的掘发，都是我在探索历史科学民族化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尝试。因为个人能力和水平所限，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够，也存在着缺点。
九、执行自我批判，聆听学术批评。我认为，学贵自得，亦贵自省，二者相因，不可或缺。前者表现科学探索精神，后者表现自我批判勇气。历史科学如同其它科学一样总是在探索中前进的，难免走弯路，有反复，因而不断执行自我批判，检点得失，总结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会固步自封。就资质而论，我是个常人，在科学道路上自知无捷径可走，惟有砥砺自学，虚心求教，深自省察，方能不断前进。我和我的合作者可以互相改稿，没有顾虑。即或是青年同志，只要他们对我的稿子提出了意见，我总是虚心考虑，将不妥之处反复进行修改。仅以《老子》研究而言，我自三十年代撰写《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至五十年代修订重版《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的二十年间曾四易其稿。每易一稿，都可以说是执行一次自我批判。本书所收《论洪秀全与洪仁玕》一文，这次我又将自己过去对洪仁玕的评价作了较重要的修改，也是一种自我批判同时，我又认为自我批判应当是郑重的，对于自己经过反复研究而得出的学术观点，不管人们对这个观点有过怎样的批评，只要在自已看来还没有足够证据和充分理由改变它之前，决不应轻易做自我否定。对于那种毫无客观真理标准的今是昨非论以及随机应变、毫无理论气节的风派态度，则是我所不取的。
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并非拒绝批评。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得好：“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我觉得学术批评之所以值得欢迎，主要是自己可以借助于这些批评（那怕在自己看来是不能同意的批评）来启发思考，帮助自己提高学术水平。我的著作出版之后，经常受到并世学者和读者的批评。我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对于奖勉我者，益生戒慎恐惧之感，而一句一字之教言，则使我反复思考，检点得失。”我至今仍以此自勉。
我之所以作如上的自叙，一是为着说明我是在党的领导关怀下，从事史学研究工作的，我所取得的一点成就，首先要归功于党，归功于帮助过我的许许多多的同志和朋友；二是为着向本书读者提供一个简略的历史背景，使之了解我的治学道路和研究方法，以便对拙著进行批评。
现在出版的这个集子，虽然不是我的著作的全部，但它收入了我从三十年代开始的同时期所写的若干论文或著作的片段，大体上能够说明半个世纪以来我在史学研究中所走的道路以及我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然而，我的工作仅仅对中国社会史、思想史做了初步探索，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遗产有待于进一步发掘、整理和总结。我期望并深信我国史学著作之林，将会出现煌煌杰构。
一九八二年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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